中国的假货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其累计向全国公安机关推送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而阿里巴巴也只是假货的众多销售渠道之一,还有诸多更加难以监控的网上销售平台,以及规模更大、更分散的线下市场,中国的假货犯罪正在愈加猖獗,假货问题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近期,河南假冒避孕套、贵州灌装假茅台、莆田假鞋鬼市等假货问题频频曝光,舆论高度关注。据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等多名两会代表通过线下暗访的方式到广东白云皮具城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履职”,而真正见到现场的假货泛滥情况,代表们依然直呼“触目惊心”。
店兵店将淘宝店出售获悉,阿里巴巴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阿里巴巴排查出了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其中,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例。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只有63例,而这些案件的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缓刑率高达81%。
制假者会通过货物、商标分离,分散生产、售前组装,订单化生产假货而不囤货等方式,减少被查获的假货货值,规避刑事风险;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假货类犯罪的定罪标准,都需要三万或五万的金额,“唯数额论”给犯罪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的空间。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例偏高,难以产生威慑效果;且对制假售假者只能判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违法成本极低而获利颇丰,惩罚不力,导致假货类犯罪的累犯、再犯现象严重。
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
《2017阿里巴巴打假年报》分析指出,各地制假售假团伙为了逃避打击,反侦查能力和意识不断加强,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的现象日益严重,是目前打击难度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打假要从源头打击、全社会综合治理也正逐渐成为多方共识,也有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开始呼吁,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占有的比重不断提高,消费升级也成为当下的紧迫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供给侧不能给人们提供质量可靠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产品,消费升级所带来的红利也只能转移到海外市场,甚至是被假冒伪劣产品所掠取。
据媒体报道,打假业内专业人士分析指出,线下假货产业带分布开始呈现广泛、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从业青年人居多、社交平台成为新的假货洼地等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维认为,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动用所有的力量,体制性地解决假货问题。
对于立法端该有的改善,朱新力在提案中给出了两点对策和建议。第一,降低入罪门槛,适度扩大打击范围。包括刑法的定罪标准从唯数额论转向多元化,将“多次制假售假”、“受到过行政处罚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为定罪标准。
第二,加重法律责任,增加违法成本。一是明确设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以限制适用缓刑;二是取消倍比制罚金规定,提高罚金数额;三是强化附加刑的力度,增设终身禁止从业等规定;四是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制假售假者从市场生产活动中彻底排除;五是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以经营额为计算基准,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
只有坚持像治理酒驾一样的理念,通过严刑峻法表达国家对假货零容忍的态度,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实现‘天下无假’的美好愿景。